在短短15年的時間里，技術革命為我們帶來了谷歌搜索、Facebook好友、iPhone應用、Twitter“咆哮”，以及亞馬遜網站上無所不包的商品。

唯獨沒有帶來大量就業。

截至去年年底，Facebook和谷歌Alphabet合計雇傭員工74,505人，比微軟少了1/3，盡管兩者的合計市值是微軟的兩倍。2012年，Instagram被谷歌出價10億美元收購，當時，這項照片共享服務還只有13名員工。

在美國企業將硬件生產轉移到境外以后，計算機和芯片部門的招聘便大幅縮水。新興科技巨頭所需的員工相對較少。科技初創企業不像以前那樣大量涌現了。生產率和工資增長放緩。隨著中低收入的常規性人力工作被機器取代，收入不平等現象也日益加劇。

科技繁榮了，但沒有美國工人的份

計算機和電子公司的就業繼上世紀90年代出現攀升以來，至今已下滑40%以上，少數科技部門的就業出現增長，但幅度較小。

這一結果與上一代政治領袖、科技企業家和經濟學家的預測相去甚遠。2000年，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在他的最后一份國情咨文中表示：“美國將領導世界走向共同和平與繁榮，走向科學和技術的最前沿。”他的經濟團隊宣稱，“迅猛的技術變革”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

人們對科技繁榮的美好期許和實際結果形成巨大落差，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全美民怨沸騰。在今年的美國大選中，政治局外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之所以能異軍突起，與此不無關系。

相比于中國頗具侵略性的進口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以及美聯儲等政府機構經濟指導不力所引發的民憤，科技引發的失望顯得更加微妙。通過這些令人驚嘆的新機器和創造它們的企業，美國人原本指望獲得更大的經濟收益，結果等來的卻是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

“這一代人看不到父母輩和祖父母輩所經歷的那種進步，這讓他們感到越來越沮喪，”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埃里克·布萊約夫森(Erik Brynjolfsson)說，他的研究工作記錄了技術對貧富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這種挫折效應溢出到了政治舞臺。”

1997年，《時代》雜志將計算機芯片制造商英特爾公司CEO安德魯·格羅夫(Andrew S. Grove)評選為年度人物(格羅夫已于2016年3月去世)。1999年當選的是亞馬遜公司CEO杰夫·貝索斯(Jeff Bezos)。當時，各企業為應對千年蟲，斥資數十億美元將計算機重新編程，樂觀的投資者給尚未開始盈利的網絡初創企業賦予了巨額估值。

結果2000年年初，網絡泡沫破滅，2001年，經濟陷入衰退，全球化趨勢進一步深化，使技術經濟迎來轉折點，它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也由此轉向。　美國科技公司加快改組，將供應網絡轉移到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那些充滿增長潛力和廉價勞動力的地方。硬件制造商將生產集中到海外，繼而將產品供應美國和外國的計算機制造商。

據美國勞工部統計，上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計算機和電子公司的總就業人數從2001年的187萬減少到了2016年的103萬。同一時期，半導體廠商的就業人數減半，降至35.9萬人。

20世紀90年代，美光科技公司(Micron Technology)成了科技產業超越硅谷小圈子的成功典范。美光公司位于愛達荷州博伊西市，由愛達荷農民和商人創辦，其中包括已故億萬富豪J.R.辛普勞(J.R.Simplot)。麥當勞公司大部分的冷凍薯條都由他提供，辛普勞的皮卡車牌照號還是“MR SPUD”(土豆先生)。

從1994年到2000年間，美光員工人數翻了兩番，達到18,800人，增長主要來自美國地區。80年代，該公司還與日本打官司，以限制芯片進口，保護其在美國的大本營。

如今，美光已經成了科技公司將就業出口到其他國家的范例。截至2013年(最近一次公布的數據)，美光在美國雇有11,300名工人，少于2000年的14,000人。美國以外的員工人數則從4,800人飆升到了19,600人，主要是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

證券申報文件顯示，同一時期，美光公司美國區員工的百分比從74%下降到了37%。該公司于2014年停止披露這一數據。美光發言人稱，美國以外地區的增長很多都來自收購。

“我們旨在替換資源，以支持不斷增長的客戶群，其中既包括在中國利用低廉勞動力成本的跨國公司，也包括中國本土制造商，”2004年，時任美光銷售主管的邁克·薩德勒(Mike Sadler)告訴分析師。此人現任美光戰略總監。

半導體行業協會稱，半導體仍是美國的重要產業，是美國第三大出口項目，僅次于汽車和飛機。

越是科技巨星，越不擅長創造就業

首次公開募股(IPO)可以促進企業增長，有助于催生更多職位，但如今，舉行IPO的企業寥寥無幾。若將2000年網絡泡沫破裂前五年上市的公司算作一個整體，那么，他們雇傭的員工比后來上市的所有企業的員工總和都要多。

蘋果公司就遵循了類似的軌跡。在蘋果職業生涯的早期，在創建另一家計算機制造商NeXT之后，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就將重振美國制造業作為一項使命。布倫特·施拉登(Brent Schlender)與人合著了一本喬布斯傳記，他說，在一家蘋果工廠里，從生產線上下來的Macintosh電腦“就像假日酒店出爐烤面包圈一樣快”。

2011年喬布斯去世之時，蘋果公司幾乎所有產品的生產都在美國以外，主要是在亞洲。蘋果于2004年停止在美國生產產品，一直到2013年，美國本土的生產活動才得以重啟，蘋果開始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生產Mac Pro電腦。　蘋果表示，它在美國雇用了約8萬名員工，占公司員工總數的2/3。在美國區員工中，約半數從事零售工作。

蘋果發言人表示，該公司正在“一些新興行業創造就業機會，就比如App經濟中(即為iPhone開發的應用)”，并通過采購美國制造的組件和材料，成為“美國制造業的主要貢獻者之一”。

喬布斯傳記作家施拉登說，2001年iPod投產時，在美國境外組裝iPod完全說得過去。“組件很難制作，把它們組裝起來是一項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因為所有東西都很小，他說，“你必須手動將它們拼接起來。”

計算機硬件生產的外流趨勢很快蔓延開來。IBM誕生于紐約州的恩迪科特，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家工廠，當初正是它使計算機變成了一項大生意。

然而，從2001年到2015年，在恩迪科特所在的布魯姆縣，其周邊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制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約2/3，只剩下3055個職位。紐約州勞工部分析師克里斯蒂安·哈里斯(Christian Harris)說，很多被裁員的工人都被倉儲和運輸公司招去，而那里的工資只有科技制造業的一半。

美國科技產業工人從經濟餡餅中分到的份額變小了。據美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4年，計算機和電子零部件制造的員工報酬相當于該行業產值的49%，遠低于1999年的79%。

雖然軟件出版等行業創造了一些新的科技就業，但這方面的增長小于科技制造業就業的流失。

自2002年以來，科技初創企業的數量開始減少，波及就業創造。在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經濟學家哈維爾·米蘭達(Javier Miranda)、約翰·哈爾蒂萬格(John Haltiwanger)和伊恩·哈撒韋(Ian Hathaway)表示，科技初創企業貢獻的新增就業從1992年的64,000增長到了2001年的113,000。但自2011年下降到79,000以來，這一數字就一蹶不振。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哈爾蒂萬格說，全球競爭和美國國內監管收緊都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

另一個問題是，上市可以讓科技公司的早期員工獲得豐厚回報，并促進公司增長，進而催生更多的工作，但如今，選擇上市的科技公司變少了。

佛羅里達大學沃林頓商學院教授杰伊·里特(Jay Ritter)稱，2001年到2015年間，共有548家科技相關企業舉行IPO。相比之下，從1990年到2000年，這樣的企業共有1853家。

最新一代的熱門科技初創企業吸引了大量的風險資本融資，并被賦予巨額估值，其中Uber獨占鰲頭，截至今年6月份，該公司估值已上升到680億美元。

源源不斷的財富使得硅谷欣欣向榮，但卻成了經濟兩極分化的典型，如今，這一趨勢已經波及全美。

2014年，Facebook斥資190億美元收購WhatsApp時，該消息服務在全球擁有超過4.5億用戶，創始人揚·庫姆(Jan Koum)一舉成為億萬富豪，身價達到幾十億美元。在收購當時，WhatsApp只有55名員工。

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技能偏向型的技術變革”。增長的戰利品落入了極少部分人手中，這些人有技能、運氣好，且在新技術利用上近水樓臺。　當前，美國股市市值排行前五的科技公司分別為蘋果、Alphabet、微軟、Facebook和甲骨文，市值共計1.8萬億美元，比2000年的五巨頭高出80%。

其雇員人數則比當年少了22%，截至去年年底，當前五巨頭共雇傭員工434,505人，而2000年時，思科系統公司、英特爾、IBM、甲骨文和微軟總共雇傭了556,523人。

自動化的威脅

2014年12月，在位于加州特雷西的亞馬遜倉庫中，機器人正在幫助執行訂單。亞馬遜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倉庫使用機器人。

亞馬遜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倉庫使用機器人，這些小型機器人共計4.5萬臺，負責自動化的訂單處理。這些機器人形似裝有輪子的面包箱，可以舉起裝滿商品的模塊化貨架，把它們運送到分揀員跟前。

亞馬遜發言人稱，自2012年初開始使用機器人以來，該公司已經新增員工約20萬名。亞馬遜在全球范圍內雇有26.8萬名員工。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布萊約夫森說，目前的機器人還不夠靈巧，不能識別不同尺寸的包裹、選擇正確的包裹，并將它們安全裝箱。這些是倉儲工作中的基本技能。如今，研究人員正試圖讓這部分工作也實現自動化。

未來幾十年，機器很可能取代各種新型的常規工作。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從1991年到2001年，秘書人數減少了約35%。紡織服裝工人數量下降了37%。

長期以來，面對自動化帶來的裁員，那些擁有科學學士學位的人似乎都高枕無憂，因為他們的認知體系對計算機來說頗為復雜。另外，受教育程度較低、提供個人服務的相關從業人員，比如家庭保健助理或按摩師，似乎也很安全。

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大衛·德明(David Deming)估計，2000年至2012年間，程序員、圖書管理員和工程師等領域的就業也開始遭到侵蝕。咨詢公司麥肯錫公司估計，未來幾年，由于已有技術(如亞馬遜的機器人)的普及，價值高達2萬億美元的人類經濟活動將被自動化。

位于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城的Knightscope公司出產守夜機器人。目前投入執勤任務的約有三十多臺，巡邏地點包括商場和企業園區，比如微軟的山景城和薩克拉門托國王隊的新場館。每個機器人每小時租金7美元。

“機器人不會抱怨，”Knightscope聯合創始人兼營銷和銷售副總裁斯泰西·斯蒂芬斯(Stacy Stephens)說。“你不用給它們繳納養老金。也無所謂工傷賠償。”他說。

延伸閱讀

機器取代人——從150年數據看技術對就業影響的四種機制

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快速發展，引發國內外關于機器取代人的擔憂。智能化是否會帶來大量失業？科技創新與就業的關系機制如何？該如何應對全球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對就業的深刻影響？

長期以來，技術推動進步一直是主流觀點。每一代人都比他們的上一代人更能感受到生活標準的提高，從蒸汽機到抗生素、大眾旅游、電視機和通信等各種創新不斷改變了人們的生活，這一切都使得進步有跡可循。

但這種積極論斷也時不時地受到“技術摧毀工作機會”的擔憂的左右。從十八世紀的英國“盧德分子”到今天的“技術耶利米論”，機器會剝奪和破壞人類機會的主題從沒消停過。

當前這種情緒再一次引起我們警惕。機器學習、超高容量存儲、處理和溝通能力的進步使得機器能夠處理需要思考和決斷的復雜任務。工作也更快速的自動化，勞動力密集程度降低。近期皮尤研究中心（PEW）的一項資助調查提出了美國技術專家的觀點。有將近一半（48%）的技術專家認為，機器人和數字化代理可以取代大量技能型或非技能型工人，并指出這將導致大量的失業。這些擔憂也影射出對西方長期增長前景的消極態度。

關于技術的討論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教育、不平等、生產率乃至就業等，而本文將重點放在就業上。我們認為，當前論斷認為，技術變化破壞工作機會有失公允，原因在于技術變化創造性相對較難預測。為了彌補上述人為局限，我們分析了近15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普查數據、勞動力調查數據，并發現了如圖1所示的四種機制，說明長期以來技術一直是在不斷的創造就業機會。

自動化的威脅

圖1 技術影響就業的四種機制

創新的不可預見性

技術的發展有時存在偶然性，難以預測。通常認為，偉大的發明在歷史上的某些時刻會改變世界。而事實上則是很多技術出現時較為普通，要花費很長時間，經歷各種繁雜地推進，并將一些不相關的力量疊加、提煉和應用在技術上，最終實現技術變化。

工業革命的核心機器蒸汽機就例證了這一過程。Thomas Newcomen于1711年發明了蒸汽機，最初的目的是將水淹的煤礦里的水抽出來。50多年后，James Watt在維修Newcomen發明的蒸汽機時，將其改進和增強動力產出，進而促進了蒸汽機的廣泛應用。

隨后的其他發明和改進使得蒸汽變成了一項真正普及的技術，并應用在生產、海陸運輸中。總的來看，前后耗費了150年才實現蒸汽潛力的完全開發。電力的進展則更快一些，但又顯得危險重重。電力對美國的最大影響是在20世紀20年代，當時的美國工廠已經圍繞電力組織生產，而這則是在Thomas Edison電力試驗40年之后。

一項技術的最終應用常常與發明者的設計初衷大相徑庭。技術理念在繁雜中帶著自由市場的格調，在經歷了無數次失敗和死胡同之后，不斷地自我完善。作家Matt Ridley將這種現象形象地描述為“思想的交媾”。

技術進步意味著很多技術中最為顯著的效應是間接和不易察覺的。汽車的普及是美國郊區形成的根本先決條件。

起初安裝在電話上的并不協調的相機驅動了近年來攝影技術的大擴張。諾貝爾獎得主Herbert Simon也指出，沒有汽車的年代，醫生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會騎馬或者駕馬車趕到病人那里；如今的汽車時代，醫生只要坐在手術室里，病人就會上門就診。

技術終究塑造了社會。避孕藥、節約勞力的家庭技術以及方便食品等發明不斷地增加女性勞動力參與。西方人口老齡化反映出技術對增加收入、控制生育率和延長壽命方面的影響。

我們不能預測今天的技術將會塑造明天的社會，或者哪些產品和服務人民會需要。比如，誰60年前能預測咖啡廳、健身房和移動電話在21世紀初人民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呢？

技術的破壞性

盡管技術帶來了所有的便利，技術和勞動力的沖突的觀點也如在馬克思世界的勞動力和資本沖突一樣非常盛行。變化驅動了繁榮，當然也會讓人不安。

技術產生的破壞是直接且容易觀察到的。兩個自助服務的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一如，如果你是手機銀行APP的常客，你會發現你就很少再去光顧銀行的客服了。又如，很多人在超市也自我瀏覽和使用自助終端支付。勞動力取代顯而易見，使得人們一面享受著創新的便利，又同時可以看見未來創新的風險。　學術界試圖量化技術進步在未來破壞工作的數量。在近期德勤的報告中，牛津大學的Michael Osborne和Carl Frey評價了英國在未來10到20年內35%的工作將被自動化取代。

Osborne和Frey的分析也影射了技術變化對工作的破壞影響。創造性的影響將更為混雜和難以預測，這取決于需求和模式開發中的異常行為以及就業和技術的交互。

工作機會與技術的關系：來自歷史的證據

如果技術對就業的影響，特別是工作機會創造質量的影響是難以預測的，那么是否能在歷史上找到一些教訓？

我們檢驗了兩組主要的數據源，探求線索，分別是自1871年起的英格蘭和威爾士每十年一次的就業普查記錄（整理了第一次普查的細節職業數據，而戰爭導致在1941年出現了一次普查的中斷），和1992年起的標準職業分類組織的勞動力調查（LFS）數據。

確立職業定義的一致性是一個長期存在的難題，1871年的普查認為：衡量就業的變化是“最為耗費勞力、財力以及最難達到滿意的”的部分。

為提供一致的數據，我們對普查和LFS的數據進行了調整，比如，隨著時間推移，增加一些發生變化的職業。由于職業定義不同，不同調查之間的數量也會發生變化，也正是基于此，我們傾向于聚焦于隨著時間發展的潛在趨勢。

表1提供了英國勞動力1992年以來創造性破壞的概況。主趨勢是，農業和制造業的合同雇傭會被醫療、創造、技術和商業服務領域的快速增長所抵消。

自動化的威脅

表1 1992 年以來增長最快和縮減最快的職業

這種變化也蘊藏著更為顯著的轉變，即勞動力從作為原始動力源的歷史地位轉變為向他人提供護理、教育和服務的作用源。表2例證了長期以來的體力勞動者向護理職業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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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護理和體力勞動職業人數

注：體力勞動者包括清潔工、家庭仆人、其他勞動者（包括農業工人、建筑工人、工廠技工和一般勞動者）以及礦工。護理職業包括健康教育者、兒童護理者、福利職業者和保姆工。

近期的就業數據分析也清晰地表明了技術影響工作的模式。由于技術輕易取代勞動力，常規體力和腦力工作都受到很大程度損害。如圖2所示，白領職業的工作損失主要表現在紙張工作處理和機械工作中。

相反，技術對腦力的非常規工作具有高度互補性，比如管理咨詢工作，就業增長勢頭強勁。對非常規體力工作，技術基本沒有機會得以應用，比如家庭護理工人，這類工作也增長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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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技術對就業的影響例證（根據職業性質）

采用普查和LFS 數據，我們找出了如下四種技術和勞動力市場交互的機制：

1、技術取代勞動力

作為一種能量源或許最為明顯的就是技術直接取代人工體力，增加了生產率，卻減少了就業機會。在英國，最初出現這種作用的產業是農業。187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農業人口為6.6%，而如今僅有0.2%，下降幅度達95%（見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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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農業勞動者人數變化圖

制造業也存在相同的情況。ONS的一篇論文表明，制造業的就業機會從1948年38%的勞動力人口下降到2012年的8%。農業和制造業的就業人口下降都反映出國際貿易的增長，以及從生產轉變為更為廉價的國外市場的影響。但是全球化自身受益于通訊、交通條件、資本流動的技術進步。普查數據也提供了曾經龐大而今幾乎被人遺忘的技術和就業交流領域。190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總人口為3250萬，其中20萬人從事洗衣工作。而到2011年，總人口5610萬人中洗衣行業從業人員僅有35000人，大多數為自助洗衣房和商業洗衣房。技術、室內水管、電力和廉價的自動洗衣機都讓曾經龐大和辛苦的手工洗衣業日漸消沉（見圖4）。

實際上，洗衣、食品、制造品的成本下降的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技術應用。很多技術的優勢都流向了消費者勞動力。（很多技術對消費者非常有益，卻對投資者幫助不大。）

農業和制造業的生產率提高的影響體現在消費者支出占據產出份額縮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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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洗衣工人數變化

生產率不斷提高，國際貿易日益增長，使得食品在零售物價指數中的份額從1950年的34.8%下降到2014年的11.4%。離岸外包和生產率的快速增加也降低了服裝鞋襪成本，其在零售物價指數從9.7%降至4.5%。在英國，汽車的實際價格在過去25年間下降了一半，其在零售物價指數的份額也下降了近一半。

電子產品的質量顯著提升，定價也不斷優惠，這些都加速了20世紀70年代機械部件和晶體管向數字設備的轉換。在1948年，一臺16英寸的Freed-Eiseman 牌電視機在美國的售價是795美元，大約是年均收入的四分之一，而今天的年均收入約為12000美元，一臺高端的電視機今天的價格也不會超過1000美元。如今質量也不斷提升，那么價格的下降就更加顯而易見。美國CPI數據表明電視的價格自1950年以來下降了98%。

2、技術變化驅動創造就業機會

我們也非常熟悉技術直接在新領域創造就業的方式。在過去35年中，英國增長最快的十種職業中有兩個一直屬于技術領域。信息技術經理的數量增長了6.5倍，達327000人；程序員和軟件開發人員的數量增長了近3倍，達274160人。

但歷史表明，工作機會的增長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技術逐漸廢棄或被取代。電話員和電報員在1971年之前的一百年里增加了40倍之多；但隨后自動交換機、因特網和移動電話的興起，該行業的就業機會就不斷縮減（見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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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電話員和電報員人數變化圖

注：由于數據和定義不連續1931后的數據為內插值估算而得。

3、技術創造的知識密集型工作

技術的直接創造和破壞工作機會都相對明顯，也容易理解。而不明顯的是，一些技術和知識行業將提升生產率和增加就業機會兩者相結合的方式。

對醫藥，商業和職業服務，市場營銷，設計和教育的專家服務需求都隨著收入增加不斷增長。這些領域的消費者也從專業知識提升中獲益，專家可以幫助消費者去探尋復雜事物。這些領域的技術應用也會提高生產率和改善效果。

這點在醫藥業最為顯著。但是知識越來越便于獲取，通訊溝通的步伐也不斷加快，使得很多知識導向的產業遭遇了革命。因此，技術和這些工作機會并沒有完全對立，在包括醫藥、教育和職業服務等領域中，二者更加緊密地闊步向前。1871年的普查記錄了英格蘭和威爾士有9982名會計，在過去的140年間，從業人員增加了20倍，達215678人（見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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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會計人數變化圖

注：由于數據和定義不連續1921和1931的數據為內插值估算而得。

過去的150年間，國家日漸重視醫療和教育的供給，這兩個產業都是主要的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19世紀福利國家按照今天的標準都顯得微乎其微。大多數人都滿足標準，依賴于家庭、朋友或者慈善機構或者白手起家。

1851年，政府開支還不到英國GDP的10%，其中大部分都是軍備開支。健康、教育和福利的支出則是國家隨后擴張的引擎。在過去的50多年里，公共支出平均占據了43%。消費者也表達出要通過投票箱來決定國家養老金的偏好，國家現在是醫療和教育的主要提供者。

護理則反映出職業的細分和專業化，很多其他服務行業也在近150年中有相同趨勢。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護理一直被視作是低技能、低社會地位的工作，與家庭服務更為接近，而離醫藥業相距甚遠。　在1871年的普查中，大多數的護理都是由家庭仆人、家人和修女完成的。1871年的普查中僅僅記錄了28000位“生病和無效的”護士。十九世紀后期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南丁格爾的先驅性的工作，促使了執業護士的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在1948年之后國家醫療服務（NHS）機構建立后，增速加劇。2011年的普查中記錄了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有近75萬護士，這是1871年人數的26倍。

4、技術變化降低了根本性開支，創造新需求和新工作

技術驅動的商品相對價格下降，通常也會產生存在于上述第一種機制的副作用，增加了消費者的支付能力，又反過來創造了新需求和新工作。技術進步讓消費者能夠以更低的價格滿足需求，繼而有錢去消費其他任意商品和服務。

其中一些行業就是新興的技術驅動行業，如通訊業和家庭娛樂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將過去富人才有機會使用的商品帶入到大眾市場，消費者可以在非必需品上增加支出。普查提供了后一種現象的兩個例子：一例為，普查數據表明，盡管傳統酒館越來越少，但酒吧雇傭的人數則從1951到2011年增加了4倍。（見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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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酒吧職員人數變化圖

另一例為，不斷增加的收入使得消費者在個人服務上增加了開銷，比如讓專業發型師打理頭發，增加了就業機會。187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每1793個市民中只有一個理發師或發型師；如今每287個人中就有一名（見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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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發型師人數變化圖

結論

變化是提高福利的先決條件。18世紀以來，工作組織才非常固定下來，而大眾的物質生活條件還非常差。工業革命的巨變，蒸汽機投入生產和城市化中，以及制造業的崛起改善了勞動者的物質生活條件，提高了壽命。

技術轉變了生產力和生活標準，并在這個過程中，在新的領域創造著新就業機會。機器使用不同降低了商品價格，將過去只有富人和收入較高群體用得起的產品在新的市場中售賣。

機器將肩負更多重復性和費力的任務，但是似乎在過去的150年內并不能消除人們對人力勞動的需求。但是很多需求仍然迫切且難以滿足，特別是在富人世界里，比如養護老弱，終身教育和再培訓，醫療護理，以及其他物質精神需求。

經濟體中工作機會總量也并不固定，雖然過去兩百年見證了機器取代人力的現象，而結果卻恰恰增加了就業機會。就總量來說，英國的就業機會在過去的150年增長了兩倍多。

未來的工作可能會更加多樣化，工作機會增長的領域主要在社會交流、心理學、思想領域、創造力和技能等方面。我們認為，未來將和過去的150年一樣，技術能夠創造更多的新工作機會，增強現有工作機會，也會淘汰一些不適宜的工作。

歷史提供了技術和就業交互方式，蘊藏著一些啟示，也提出兩個重要的政策挑戰。一是，如果技術采納速度加快，社會將需要為技術造成的高失業率做好準備；二是，技術變化會不斷增加對高水平教育和技能的回報方式，也就意味著，教育、培訓和收入分配很可能在未來成為政治討論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