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15日發布，中國首次躋身世界創新前25強，瑞士、瑞典、英國、美國和芬蘭依次占據榜單前五位。

該指數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美國康奈爾大學、英士國際商學院共同發布，核心部分由全球經濟體創新能力和結果的排名組成。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框架下包含七個支柱：制度、人力資本和研究、基礎設施、市場成熟度、商業成熟度、知識和技術產出、創意產出，每一個支柱下面又包含若干個關鍵性指標，總共涵蓋82項具體評估指標。

在過去9年，榜單的前25名由在創新方面持續領先的高收入國家穩穩盤踞，且鮮有變動。但在今年，部分由于加入了新的指標，前25名出現了顯著變化，我國則成為第一個躋身該排名前25位的中高收入經濟體。

報告指出，這一變化不僅是由于中國的創新表現，也有統計方法方面的因素，比如中國在新增的四項指標中表現尤為出色。尤其在“商業成熟度”與“知識和技術產出”這兩個支柱上，中國獲得高分，高于現在所屬的前11-25名這一群體的平均得分，也高于同一群體的其他國家。

對此，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助理劉哲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政府在鼓勵創新的總量和增量方面逐漸側重產融結合，因而在創新的政策上會提供一些空間和彈性，有利于創新成果用于產業，進而產生經濟效益。另外，中國的產業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所以這兩個指標較高。

而在82項具體評估指標中，中國在高科技出口比例、知識型員工、15歲青少年能力(閱讀、數學與科學)評估、公司培訓等10項指標中全球居首。此外，中國還在本國人專利申請量、本國人實用新型申請量、高新技術出口和創意產品出口等指標以及全球研發公司、國內市場規模、企業研究人才和本國人工業品外觀設計申請量這些新指標上的得分都很靠前，所有這些因素使得中國躋身前列。

劉哲認為，這說明我國重視人力資源和青少年培養，而這正是創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當企業利潤薄到一定程度就沒有發展空間了，怎么去增加利潤的附加值?只能通過創新去不斷提升軟價值，使利潤增厚，知識的獲取和構成是創新的基本和源泉，教育則是知識的獲取和構成的重要因素。”

從變量的層面看，無論是絕對值還是相對值，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近年來在多個關鍵指標上顯示出的進步都最為顯著，這些指標包括研發總支出、ICT服務進口、本國人專利申請數量和引用文獻H指數以及與創新人力資本開發和創建相關的其他變量，如高等教育入學率、 受教育年數、高等教育入境留學生以及前三名高校的平均得分排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則認為，無論是總體上看，還是具體指標位居前列，都是因為我國的研發投入持續上升，如今更是把創新驅動發展擺在“十三五”五大發展理念的第一位，政府推出鼓勵創新創業的一系列政策效果正在顯現。

報告的內容也提到，2009年金融危機后，全球研發支出并不是穩健向上的，但國內研發支出總額和企業研發支出在危機期間沒有減少、并在之后增多的國家中，中國均位居第二，而且，只有中國縮小了與美國等富裕國家在研發支出或其他創新投入和產出指標方面的差距。

中國的創新質量不亞于領先者

創新質量方面，日本、美國、英國和德國排名前四，中國名列第17位，是唯一一個創新質量不亞于領先者的中等收入國家。印度在中等收入經濟體中位居第二。

報告指出，中國在本地大學質量和引用數量方面的得分高于高收入組別的平均分，與高收入組別中創新質量位列前十位的若干經濟體的得分持平或更高。但在專利申請上，中國仍然低于高收入組別的平均分。不過，中國的創新質量得分在它所在組別中，唯一顯示出了類似于高收入經濟體的那種均衡。

但需要考慮的因素還不止于此。報告同時指出，高質量的創新投入和產出通常反映出，還存在有利于創新生態系統健康、富有活力和成效的其他因素。在理想的情況下，這些系統可實現自我維持，發展軌跡自下而上，并無需反復通過政策或政府來驅動創新。對于政府及其在未來創新政策模型中的作用來說，如何最好地創造這樣一個有機的創新體系，是一個引人關注的兩難問題。

一方面，當前大家都接受的一點是，政府在產生創新的過程中持續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過猶不及，如果它們挑選技術，則可能很快會降低實現自我維持且有機的創新生態系統的可能性。為創業和創新提供足夠的空間;為個人、學生、小型公司等草根力量提供正確的激勵和鼓勵;以及經常對現狀提出質疑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使用權”，這些都是需要具備的一些要素。

報告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明智的做法無疑是避免過于依賴政府的力量并將其作為建立完善創新體系的唯一驅動力。對于政府來說，在干預和放任之間取得平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挑戰性。

劉哲認為，對于中國政府來說，現階段有要“做”的方面也有要“放”的方面。比如，在創新引導方面需要持續推進，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必須由政府來推動，而在民營教育等行業則需要更多市場的力量加入進來，政府發揮杠桿作用，讓教育更有效，更貼近市場。

“此外，政府在一些政策的方向上要變一下，比如原來是寫多少專利就評多少職稱，現在則考慮加入轉化率考核，以推動經濟發展。這說明我們的政府已經意識到這點，正在做出改變”，劉哲說。

徐洪才則表示，這個平衡點是動態的，將隨著我國創新發展的過程而變化。“我國創新還處于初級階段，政府要啟動這個市場，最終要讓市場參與者自覺的搞創新活動。政府必要的干預和扶持，也將隨著市場經濟的形成和完善，以及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而慢慢退出。最終，政府只是制定規則，用規則來間接引導市場主體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