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讓你們任何一個人下崗”

    ——勇于擔當，高擎社會責任旗幟

    1996年，命運再次把唐春潮推到風口浪尖。3月，常熟市有關領導找到他，希望他兼并一墻之隔的常熟市無線電元件廠。

    上世紀80年代，常熟市無線電元件廠（以下簡稱元件廠）在常熟曾經赫赫有名，風光一時。它主要為黑白、彩色電視機配套生產“日月牌”機械式、電子式調諧器，用于飛躍、金星、凱歌等國內著名電視機品牌，號稱“擁有坐吃十年的家底”。

    在市場競爭中，元件廠由于內部管理混亂，不注重技術開發和產品更新，導致產品單一老化，技術含量低，到1996年，這個曾經叱咤風云的明星企業終于淪落到了山窮水盡、瀕臨倒閉的境地。

    時任元件廠廠長的霍桐章回憶道：“其實并廠前幾年，元件廠就已經是虧損企業，但是到1995年下半年，正是屋漏更遭連夜雨，上海無線電十八廠、上海無線電四廠相繼停產，共欠元件廠800多萬元高頻頭款，使元件廠陷入了困境。后來，上級可能看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剛好鄰居開關廠正處于成長期，1996年4月終于決定開關廠與元件廠‘優化組合’。所謂‘優化組合’，只是政府對元件廠職工的一種安撫。”

    消息在開關廠傳開后，廠里干部職工都不買唐春潮的賬。除極少數干部支持外，其他人都一致反對。

    大家認為，常開自己剛過上好日子，現在卻去背上這樣一個沉重的包袱，風險實在太大。因為元件廠有678名職工，比開關廠還多51名職工，好比小船去拖大船，到時拖垮了怎么辦？以前元件廠給職工發東西，大到取暖器，小至鍋碗瓢盆，每到年終，廠區道路上還放滿了魚肉雞和南北干貨，所有職工都能領到一份足夠全家過年的物資，而我們發的東西少得可憐。現在他們不好了，難道我們要去救他們？！

    唐春潮做干部職工的思想工作：“我們常開為什么能夠發展？就是靠黨和政府的領導、社會各界的支持，現在人家有困難，黨和政府需要我們去伸出雙手的時候，我們難道能袖手旁觀嗎？”唐春潮深明大義的一番話，終于得到大家一致支持。

    在并廠過程中，唐春潮把元件廠職工全部都接收，科室、車間一級干部全部留任，并對元件廠的每位職工加了兩級工資。

    原元件廠職工毛建明說：“兩廠合并初期，元件廠678名職工的工作安排，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大事。由于僧多粥少，企業一時無法消化。到1998年初，唐廠長一方面安排一部分職工帶全額工資放假，并對他們說，我不會讓你們任何一個人下崗。另一方面，唐廠長憑著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不斷加大科技創新力度，擴大產能和銷量，增加就業崗位，到2000年5月前，帶薪放假人員全部安排到新的工作崗位。我們元件廠職工從內心深處感激唐廠長寬容與大度。不過，我們也發現，由于并廠，唐廠長昔日的滿頭烏發平添了許多白發。”

    兩廠合并后，唐春潮發現，由于原元件廠領導不明就里的擔保，使企業陷入了100多萬元的擔保官司中。以前曾經反對并廠的人對唐春潮說：“唐廠長，我們當初勸你不要去管元件廠，你看，好心沒有好報了，反而拿了只燙手的山芋。”唐春潮卻坦然面對，知難而進，經過4年不懈的努力，終于徹底打贏了這場官司，并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唐春潮累倒了。兩廠并廠后，他不分晝夜地工作，1999年因過度勞累患上了視網膜脫落癥。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醫院幾乎又成了他的辦公室。待病情稍一穩定，他不顧醫生必須靜養三個月的忠告，帶著墨鏡上班了。家人和廠里的同事都勸他好好休息，他笑笑說沒事。

    “共產黨員應該以事業為重，個人不能拼命去追求財富”

    ——退休退股，廢除股份終身制

    2010年12月底，一件石破天驚的事在常開發生了。就在企業發展勢頭強勁時，（2010年利潤為4.8億元，職工人均年收入超過10萬元；2012年、2013年利潤分別為4.92億元、5.68億元，2014年利潤達到6.06億元）唐春潮選擇了退休，并帶頭將其持有的966份股份（占公司總股份的5%）按賬面凈資產（審計確認價）全部退出，這意味著他從此將失去巨大的利益。

    有人為唐春潮感到惋惜:“老唐怎么了？企業效益好得不得了，你的股份是只‘金飯碗’啊，為什么一定要去摔碎它呢？而且股東可永久持有股份且可以繼承，《公司法》上明文規定的啊，為什么要去自斷財路呢？”

    先來回顧一下常開的改制歷程。1998年4月，在全國實行國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常開進行了第一次改制，由地方國營變為股份合作制，更名為“常熟開關廠”，注冊資本為2130萬元，其中公有股占20％，職工股占80％。2000年7月，公有股全部退出，由管理人員及骨干員工全額受讓，同時進行增資擴股，注冊資本增至5500萬元，企業性質保持不變，仍為股份合作制。2002年3月、2004年3月，企業再次進行了增資擴股，注冊資本增至11000萬元。2004年6月，根據常熟市委、市政府“改徹底、徹底改”的要求，實行股權相對集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有限責任公司。2005年5月，企業在《公司法》的框架范圍內又一次實施增資擴股，注冊資本增加至19065萬元，職工以委托出資的形式掛靠在股東名下。2008年12月，為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減少與職工制度認識上的分歧，降低注冊股東的持股比例，縮小注冊股東和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不影響普通職工出資份額的前提下，公司39名注冊股東轉讓20%的股權給常熟市國資委。

    唐春潮是怎么想的呢？第一，我們的股東身份不是與生俱來的，是黨和政府給了企業改制政策而來的，是趕上了好的機遇才造就了今天我們的股東地位；第二，股東出資金額的多少與崗位有關，職務提高，則股份數量增加，職務降低，則股份數量減少，這體現了勞動貢獻而非資本貢獻，因此股東退休退出全部股份，也是這一原則的延續；第三，只有將企業和股份徹底交給在職管理團隊，才能使他們徹底放開手腳，充分展現才華；第四，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人數上限為50人，如果股東退休時股份不退出，而要一代一代傳給子子孫孫，豈不是又回到了鐵飯碗時代？而且這個鐵飯碗永遠打不破！股東退休股份不退出，新一代管理團隊又如何充實到股東隊伍中？我們不又回到了計劃經濟時代了？！第五，股東退休時股份全部退出，與職工退休時出資全部退出的做法保持了一致，因此，將來無論是職工還是股東退休，都要退出全部的出資或股份，這不僅有利于責、權、利接力棒的傳遞工作，還有利于統一職工的思想，有利于企業的和諧發展。

    股東退休退出股份有法可依嗎？唐春潮給記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2014年4月14日，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石榮律師隨同常熟市長城軸承有限公司領導來到常熟開關，就股東退休退股同唐春潮進行探討。石榮律師問：“我一共有五個問題，先問第一個，常熟開關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有關規定？”唐春潮回答說：“我們過去的改革改制，是按照政府的政策和文件來辦的，現在則是放到法律的框架中來操作的，因此股東退休退出股份是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于法有據。《物權法》規定了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同時，《物權法》也強調了只要當事人訂立約定，就可以根據約定來處置個人的物權。只要我們39個股東訂立了約定，然后將約定的內容寫入公司章程就行了。《公司法》第72條（現為第71條）規定了股份轉讓的各種情形，強調了“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石榮律師聽了以后，頻頻點頭地說：“我明白了，其他四個問題我不問了。”

    原來，唐春潮仔細研究了從1999年到2005年幾次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其中2005年前修訂版的第七十二條規定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權”。而2005年修訂版后和以前舊法不同的是，第七十二條又增加了一行字：“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它明確了股東之間是契約關系，公司章程也是契約，大家只要簽字就要按照這個執行。同時，第七十六條（現為第七十五條）規定：“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其合法繼承人可以繼承股東資格；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這一條法規上，唐春潮又為自己的退休即退股找到了法律依據。

    唐春潮耐心細致地與股東們一個個地進行溝通：“改革改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永無止境的，應隨著外圍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也就是說要不斷化解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在市委、市政府正確領導下，在市相關部門的關心指導、監督下，根據企業實際情況作出了多次改革改制，在最大程度上激發了廣大干部職工的積極性，企業也實現了質的飛躍。現在，我們常開能不能在高平臺上實現新的跨越，能不能實現長遠發展？我認為目前不取決于外界因素，而是取決于內在因素，也就是說，就看我們這些股東能不能為企業構建一個長效發展機制和制定一個好的政策優勢。我們股東都是改革開放中的得益者，應該感恩黨和政府，要在企業持續發展中不斷進行自我完善，在法律法規框架內創新體制與機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股份制企業。”他的這番話，引起了股東們的強烈共鳴。

    由于退休退股將觸及到股東及家庭的利益，因此，股東們不僅要過個人關，而且還要過家庭關。

    唐春潮把這一想法首先與自己家人進行溝通，得到了家庭的全力支持。

    一名股東雖然一開始同意，但在家庭的壓力下，有點動搖了。對此，唐春潮與他進行推心置腹談話，要他與老同志比，與革命前輩比，做好家庭人員思想，經過深入擺事實講道理，終于使那位股東和家人徹底想通了。

    經過耐心細致的溝通交流，全體股東同意了唐春潮的提議。唐春潮就將“股東退休后股份退出”先與39名股東訂立了約定，然后再寫進了公司章程，并在股東會上審議通過。

    2011年1月，唐春潮和其他兩位退休股東辦理了退股手續。非親非故的王春華接任公司董事長。5年來，公司共有9名股東退休，退出了他們持有的2181份股份，轉讓給新股東、新出資職工和優秀職工。

    記者給唐春潮算了一筆帳：老唐你2011年初退休退出的那些股份，到2014年年底，這4年的利潤相當于以前13年的利潤，可分多少紅利啊！

    但唐春潮卻說：“對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應該以事業為重，個人不能拼命去追求財富。同時，人老了，當他離開工作與戰斗過的地方，一定要留點東西給年輕人，使年輕人能邁開大步向前走，去開拓新的更遠的征程。這樣常開才能永葆青春，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

    股份有序流動推行后，效果如何呢？記者發現，現在的常開，只要做好本職工作，每一位員工都可以出資企業，分享企業的發展成果；如果足夠優秀，還可購買更多的出資，甚至可以加入到股東隊伍；如果表現再優異，還可能當選為董事，甚至董事長。反之，如果不努力，即使是股東，也會讓他離開股東隊伍。至此，常開已構建了一個“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股份有序流動機制，為每一位員工提供了一個規則透明、機會公平、權利公平的工作環境。可以說，現在進入常開工作的員工，不是在為哪一個老板打工，而是在為自己打工，在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奮斗。

    一石激起千層浪。常開股改模式如今已成為同類企業學習借鑒的示范，江蘇、山東、浙江、甘肅、廣西等許多企業紛紛前來學習取經。

   “要讓職工退休時有一筆可觀的收入用來養老防老，現在這個夢終于實現了”

     ——大愛無疆，一枝一葉總關情

    2014年7月22日，在唐春潮的辦公室里，品質保證科一職工對唐春潮說：“唐廠長，是你救了我，要是你不制定《在職員工大病醫療救助管理辦法》，我肯定沒戲了!”說完，淚如泉涌。

    原來，2013年12月他患上了肺惡性腫瘤。從2014年1月10日起，他就在常熟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治療。由于妻子已退休，拿退休工資，女兒、女婿剛參加工作，收入也不高。在治療中，他每天服的一粒進口藥就要600元，一個月光藥費18000元，另外他還要定期住院檢查，對整個家庭來說，經濟壓力很大。雖然他以前收入較高，但已用到了改善住房、女兒結婚等方面。突發重病后，他很悲觀痛苦，一天到晚唉聲嘆氣，家庭幾乎陷入絕望。公司中層干部雖然為他捐款了3.5萬元，但只夠2個月的藥費。為了不連累家庭，他開始拒絕吃藥準備放棄治療，家人朋友勸來勸去也不聽。6月13日，當他聽到公司出臺了《在職員工大病醫療救助管理辦法》，激動得一夜沒睡，對妻子說，我有救了！2014年7月22日，他領到本年度第一筆救助金42420元。至今，這個管理辦法已救助3名職工，直接救助金額187909元。

    作為這個管理辦法的總設計師，唐春潮說：“大病發病具有突發性和不確定性，大病治療的部分藥物、檢查、器材需要自費且價格高昂，時間一長，就會出現因病致困、因病返貧、醫藥費支付困難等情況。因此，我提議公司的專項獎勵基金中增加大病救助這一項，并經公司職代會通過，由公司工會負責日常管理，財務科負責款項的支出管理，并對使用情況按辦法規定進行監督，同一員工、同一年度救助金額封頂30萬元，這樣一來，就可以切實減輕員工因大病醫療導致的家庭困難和精神負擔，幫助病困員工積極治療，爭取早日康復。”

    關心員工利益是唐春潮的一貫傳統。1991年，他就任后第一個月，向兄弟廠家借來10萬元發放員工工資。隨著企業形勢的好轉，他把關心職工利益做得更細更實：在按時足額交納社保、醫保等5項保險基礎上，從1993年開始給每位職工投保商業保險，目前已增加至10.5萬元；從1992年開始一直堅持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從1995年9月實行5天工作制；2005年再次改制后，企業每年稅后利潤的5%～10%用于獎勵優秀員工；每年向每位退休職工發放1500元的慰問金；每年給全體職工進行一次全面體檢；公司辦好托兒所、食堂、醫務室等等。在改善員工福利待遇方面，常開每年要額外支出1000多萬元費用。

    從2006年起，公司已連續10年給每位員工每月增加300元崗位工資。這里還有個插曲。在2007年的一次董事會上，當唐春潮提議從2006年1月起給公司每位員工每月增加300元崗位工資時，與會的其他董事竟然一致反對，他們擔心給職工加工資后會增加企業負擔。事后唐春潮同他們逐個溝通，形成共識，并再次召開董事會，終于全票通過。事實證明，給職工加薪后，激發了職工的熱情，企業效益也一路攀升，企業和員工實現了共贏。2014年，不算中層副職以上干部，職工人均年收入超過14萬元（含稅）。

    唐春潮像一個慈愛的家長，關心著每一個職工。他的記性特別好，對職工的家庭情況了然于胸。職工曹正剛說：“唐廠長像家長一樣對待我們職工，一次我去找他簽字報銷，他說，小曹，你愛人還沒工作吧，愿不愿意到合資企業富士電機去工作？我說愿意的，我愛人正到處找工作呢。沒想到我們職工家屬的就業唐廠長也都記在心上。”

    唐春潮重情重義。曾擔任過常開副廠長的張國興，是位銷售奇才，早年從上海內遷到貴州遵義工作。在1992年與唐春潮的一次交往中，他被唐春潮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毅然放棄原來優厚待遇，投奔唐春潮麾下。唐春潮愛惜人才，在廠里資金困難的情況下，就給張國興在上海買了一套住房。張國興一路沖鋒陷陣，為常開打開南方銷售市場立下了汗馬功勞。令人遺憾的是，1995年5月，張國興不幸患上肝癌，唐春潮多次陪他到上海最好的醫院進行治療，并再三叮囑他靜心養病。1996年9月，在張國興彌留之際，唐春潮親自陪伴在他病床邊。張國興由于父親早逝，母親沒有工作，妻子收入不高，兒子還在讀中學，一直放心不下。唐春潮對張國興說：“國興，你放心吧，我會照顧好你家庭的。”張國興眼含淚水點點頭。張國興去世后，逢年過節，唐春潮總是專門派人赴上海張國興家慰問。廠里還按時發放張國興母親的生活費和張國興妻子的遺屬補貼，一直到2010年。

    唐春潮有著博愛之心。2003年4月，73歲的退休職工宗振乾因行走不慎摔了一跤，導致左臂、左髖關節骨折。宗振乾雖然有一個遠在臺灣的哥哥，但已多年沒有聯系。由于宗振乾未婚未育，也沒有領養子女，身邊沒有一個親屬。當宗振乾所在的居委會將這一情況反映給公司后，唐春潮高度重視，派人將宗振乾及時送到醫院治療。由于宗振乾傷勢嚴重，醫生建議馬上進行手術。但手術前須先支付一筆數目較大的押金，而宗振乾身邊只有幾百塊錢。唐春潮知道后馬上批示：“盡一切力量搶救，確保老人今后能夠站起來，手術費用不夠先由廠里墊付。”出院后，他又通過市民政局，親自安排老人入住常熟市老年公寓，并要求工會每月都要去看望老人，給他添置各種衣服，買去喜歡吃的水果、食品等，還給他零花錢。2013年4月宗振乾因病去世，唐春潮又安排有關人員為宗振乾操辦了全部喪葬事宜。宗振乾在臺灣的哥哥專門給唐春潮寫來一封感謝信。

    對曾經傷害過自己的人，唐春潮也寬宏大度。2005年，職工盧順明、蘇麗琴夫妻等職工因企業改制問題與唐春潮對簿公堂，最終以盧順明、蘇麗琴等職工敗訴告終。蘇麗琴說：“2010年，我兒子快要結婚了，收入一年一兩萬，他女朋友一年四五萬。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所以我兒子也想到開關廠來。我對兒子說，那我和盧順明去跟唐廠長說說看。說實在的，我們心里有疑慮，也有點不好意思去找唐廠長。我們夫妻兩人曾經跟企業打過官司，唐廠長會不會同意呢？但是，想到唐廠長好幾次主動找我愛人盧順明，希望我們抽空一起去他那里坐坐。為了想讓兒子和兒媳結婚后幸福一點，我還是去跟唐廠長說了。沒想到唐廠長非常熱情，而且一口答應，我感激得不得了，畢竟人心都是肉長的。我說，唐廠長，以前我們打官司不是對你唐廠長的……唐廠長馬上對我說，沒關系，沒關系，打官司不是針對哪個人的，有困難只管來找我。后來我兒子進來了，沒多久就結婚了，小兩口日子如今過得和和美美。2011年，我女兒從蘇州回到常熟，也進了開關廠。我兒子進來的時候，唐廠長對我和盧順明說，你們放心，我決不會對打官司的職工進行打擊報復，大家都用眼睛看好了。事實證明，唐廠長真的沒有，而且那些以前跟廠里打官司的17名職工，他們的子女要求進廠工作，跟其他職工一視同仁，沒有任何一點歧視，我們從心底里佩服唐廠長的氣量。”

    唐春潮坦言：“我一直有這樣一個夢想，要讓職工退休時有一筆可觀的收入用來養老防老，現在這個夢終于實現了。”他掰著手指算給記者聽：“2014年退休的職工，退出來的出資收入加上歷年積存的公積金，可以拿到30多萬元，當然2015年及以后退休的職工可以拿得更多。”

    唐春潮還把愛心延伸到社會。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是革命老區，該區三江鎮中心小學校舍破舊不堪，學生甚至連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沒有。得知這一情況后，唐春潮慷慨解囊，公司捐款670多萬元援建了三江鎮常熟希望小學。新校建筑面積4630平方米，環境優美，設施齊備，成為當地最好的農村小學。從1998年起，公司向四川地震災區、江蘇省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蘇州市老區開發促進會、常熟市慈善基金會、常熟市紅十字會、常熟市見義勇為基金會、常熟市貧困學生等累計捐款3300余萬元。唐春潮個人也把市政府獎勵他的86萬元獎金全部捐獻給慈善事業。由于在慈善事業中成績突出，公司榮獲“中華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江蘇慈善獎”等稱號。他個人也榮獲“中國最具社會責任感企業家”等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