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哲學和思想文化界開風氣之先的代表性人物，他對中國哲學精神特質高屋建瓴的把握和闡揚、對魏晉玄學的深度闡釋和研究、對道教和佛教的探幽發微、對中國闡釋學的深度發掘、對文化問題富有現代性精神的深入思考、對一些大型項目卓有成效的設計和指導，皆表明他既有究天人之際，探尋真善美的學術承擔，更有兼濟天下的現實關懷。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大業之中。

2014年9月9日，這一天注定是個不平凡的日子。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哲學教育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湯一介先生在北京病逝。湯一介今年88歲，他曾頗有感慨地說：“我這一生可以說是在讀書、教書、寫書、編書中度過的。”

德厚為師——聚天下英才而教之

雖然幼承庭訓，家學淵深，但湯一介的學術生涯卻從上世紀80年代才真正開始。那時，先生已年逾五旬。最好的年華已經過去，但他仍然意氣風發地重登講臺，向往著為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做點事情。

他開的第一門課是《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湯老師的課異常轟動，許多外系的學生也來旁聽。教室一下子變得十分擁擠。”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李中華回憶說。當時李中華正在北大哲學系讀在職研究生，湯先生講課之際，北大已恢復了招收研究生的制度。那時能為研究生開課的老師并不多，所開課程亦有限，因此，“一聽說湯先生要講‘玄佛道’，學生們都爭著來聽課”。李中華記得開課那天，他提前從家里跑步趕往教室，但一到教室，卻發現一個座位也沒有，就是可以站立的地方也很有限，他與同學開玩笑說：“聽湯先生的課，痛感無立錐之地。”最后只好換教室，還是坐不下，再換教室，足足折騰了半個多小時。

這是李中華第一次聽湯先生講課。湯先生講課，語言無華，語速不緩不急，嗓音不卑不亢，重點處常常復講，基本上是照著講稿講，不添加任何“幽默”和“詼諧”，表面上聽起來不夠生動，但卻能吸引你聚精會神地聽下去。下課后，大家議論紛紛，說聽湯先生的課，有如參加一場思想理論和學術的盛宴。

湯先生生前曾回憶：“最使我感動的是比我年長15歲的周一良教授自始至終聽完這門課。”周一良是陳寅恪的弟子，是國內外著名史學大家。

1984年，湯先生又為哲學系開設了“中國早期道教史”，之后又相繼開設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在此后的幾年里，他又連續講授了“中國佛教資料選讀”、“般諾波羅蜜多心經”、“唯識三十頌”等關于佛教的課程。皆受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歡迎。

湯先生的課為什么這樣受歡迎？在李中華看來，首先是有新意，“湯先生講課貴在所得。這與湯先生的家學影響及多年積累有關。聽他的課，雖不覺生動，但覺深刻，可使人回味、使人深省”。其次是有突破，湯先生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沖出了多年設定的思想禁區和框框。再其次是有才情。“湯先生講課質實而無虛夸、無穿鑿、無賣弄、無詆毀。對古人及其思想給以同情的理解，故使人聽起來可靠、可信、可受”。

在湯先生的教學生涯中，培養研究生是他教學的一個重點。從1991年至今，湯先生共培養了近40位博士生。這些博士生畢業后，大部分在高校任職，多數已被評為教授、副教授并成為教學與學術研究骨干。“先生教書，具有特有的學術風采和獨立思考精神。能做湯先生的學生是件榮幸而又幸福的事。”北大哲學系教授張廣保說。“先生治學嚴謹，事必躬親。我們的博士論文他都要一頁頁地認真看，仔細改。他對我們的學業要求嚴格，對我們的工作生活也很關心，當年我博士畢業找工作時，先生為我寫了好幾份推薦信。我們寫的書都請湯先生作序，先生不僅抽時間為我們寫序，還認真地指出每本書的優缺點，有時還為我個人的學術發展提出建議。”張廣保回憶說。

“玄、佛、道，是湯先生家學傳統的一部分，湯先生的學問和人品基本上繼承了其父親湯用彤老先生的‘真傳’。”北大哲學系教授、《湯用彤傳》作者孫尚揚說。據孫尚揚介紹，當年他寫《湯用彤傳》時還不到30歲，博士畢業剛工作不久。“湯用彤先生是學術大家，先生讓我為其父親作傳，是想讓我借此機會多讀些老先生的書，這是在有意識地栽培、提升學生。”《湯用彤傳》1996年在臺灣出版發行，并收入《世界哲學家叢書》。

“湯先生對北大哲學系以及哲學后輩學者充滿期待。”北大哲學系主任王博說，他十分關心哲學系未來的發展，“我剛任哲學系主任時曾請教先生。湯先生認為北大哲學系應該培養出更多的哲學家，應更多關注哲學問題；先生強調哲學系學科之間應打破壁壘，做中國研究要學習西方知識，要有國際視野，學習西方哲學也要有中國根基。這是湯先生個人追求的一貫理念。他本人也是身體力行者。”融會古今中西——開哲學研究風氣之先

2014年9月11日，在北大人文學苑1號樓108室，湯一介先生靈堂正式開放并接受社會人士吊唁。靈堂中央懸掛著湯先生的巨幅照片，兩邊是一對長長的挽聯：“闡舊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人物各有樂地，輔新命會通中西立人極四方圣賢皆同此心。”這幅挽聯出自北大哲學系主任王博之手，是對湯先生追求古今中西文化融合的生動概括。

1981年，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諸問題》一文，率先提出將哲學史作為認識發展史來考察，并試圖突破50多年來“唯心與唯物兩軍對壘”以及“唯心主義”是反動的、“唯物主義”是進步的等教條，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快速推進了學術界反對極左教條主義的進程。在由《中國早期道教史》一課修改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湯一介大膽提出，必須把“宗教”和“迷信”區別開來，迷信已經被科學否定，而宗教信仰則是人們某種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它不可能被科學否定，也不需要為科學所證實。湯一介以他敏銳的哲學家眼光，提出了此前道教研究很少討論的內容，首開新時期哲學研究風氣之先河。

“湯先生不僅是讀書人，一生專注于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在世界發揮自身的影響力；他還是位‘士人’，他視天下為己任，有家國天下情懷，他做學問、提出問題都是深植于自己的時代，湯先生對北大、對國家、對民族的關心，對現實世界的關懷，體現了他的責任感，以及由責任感引發的學術研究動力。”王博深情地說。

他在《我的哲學之路》這篇文章中坦言：“1947年，我選擇讀北大哲學系，是想做一個哲學家。”但社會現實使他很快發現，他的想法并不現實。但這一理想一直潛存在湯先生心中，他曾多次表示：“我雖不敢自稱哲學家，但我卻有思考一些哲學問題的興趣。”雖然湯一介從不以哲學家自居，但他提出的一些哲學問題總能讓人耳目一新、引發思考。他十分關注當前中國社會、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并以此作為思考哲學問題的出發點，以積極入世的態度時刻關注著國內外的熱點話題。

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發表了《文明的沖突》一文，引發了海內外廣泛的關注與討論。亨廷頓說：“我認為新世界的沖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他在文章中將儒家文化、伊斯蘭文化在全世界的影響視為對西方文化的威脅，指出若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聯手，西方文化將會非常困難。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考慮西方如何應對21世紀遇到的問題。

對此湯一介寫了《評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沖突，甚至戰爭，但并不能認為不同就一定會引起沖突和戰爭”。他認為，孔子的“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條化解沖突的原則。指出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應該可以通過文化的交往與對話取得某種“共識”，這是一個由“不同”到某種意義上相互“認同”的過程。這種相互“認同”不是一方消滅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兩種不同文化中尋找交匯點，并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文化的發展，這正是“和”的作用。湯一介以開放的心態進一步指出，我們不應跟著亨廷頓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為文化取舍的標準，凡是對人類社會追求的“和平與發展”有利的，我們都應大力吸取。“我一向認為，今后學術文化的發展，既不應再由西方文化統治世界，也不會出現一個文化上的‘東方中心論’，而應是東西文化的互補和相互吸收，形成一種在全球意識觀照下多元發展的新局面。”

或許正是這種開放的心態和兼收并蓄的治學思想，讓湯一介不斷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普世價值“等一系列新的哲學問題，從而推動了文化界對傳統哲學的討論。

事不避難——為《儒藏》傾注生命

近十年來，湯一介把主要的精力傾注在《儒藏》的編纂上，只要身體允許，湯先生就要去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轉一轉。在儒藏中心，湯先生既是“主心骨”，又是“大家長”。工作中最細枝末節的情況他都了如指掌。大到《儒藏》的規模發展，部門協調，底本選擇、點校，小到工作人員的個人生活，他都事無巨細，事必躬親。

儒藏中心辦公室主任楊韶蓉回憶說：“病情加重的時候，湯先生無法到場，就打電話讓我們到家里來。有些工作，他害怕自己忘掉，就寫在小紙條上，讓我們一項一項落實。”每當回想起湯先生在病榻吃力講話的情形，酸楚便涌上她的心頭。

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分天下，佛家有《佛藏》，道家有《道藏》，但千百年來接續傳承的中華文化主體——儒學，卻始終沒能把儒家的典籍文獻集大成地編纂為一個獨立的體系，形成《儒藏》。

2004年，這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責任和使命落在了77歲老人湯一介身上。他秉持著“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家訓，肩負起了這項光前裕后、澤被后人的盛大工程。

就在他欣然受命，成為《儒藏》編纂首席專家之際，他的朋友、同事有過這樣的擔心：“《儒藏》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規劃16年，您現在已經77歲了，或許您這一生也無法完成。”

沒想到一語成讖。在今年教師節的前一天，他帶著對此世的眷戀，對未竟《儒藏》的癡戀，撒手而去。在湯先生主持編纂的這12年里，《儒藏》精華編已出版百冊，初具規模。就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他念念不忘的還是為這座學術“巴別塔”添磚加瓦。

今年六月《儒藏》“精華編”百冊出版發布會的一幕，永久地定格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典籍與文化事業部編輯陳軍燕的腦海里。那天，87歲的湯先生抱恙與會，輪椅上的他被醫生從家推到會場，這和2007年她第一次見到的湯先生判若兩人，彼時的湯先生面色紅潤、精神矍鑠，在講臺上一口氣講三個小時未顯疲態。歲月無情，如今已被病痛折磨得形容枯槁。但他的眼神卻是陳軍燕熟悉的，那是歲月和病痛無法抹平的堅毅韌實。他的聲音細如蚊吟，卻字字擲地有聲：“只要我活著一天，我就愿意為《儒藏》編纂工程竭盡全力。”

《儒藏》工程規模大、難度大、時間緊，初期又遭遇“人才奇缺”、“資金不足”等挑戰。即便如此，湯先生一再向編輯強調“寧可慢一點，也決不能為了進度犧牲質量”。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說：“這種理想主義的堅守，體現的是中華傳統的擔當。”

“從技術層面看，此次編纂《儒藏》采用繁體豎排標點加校勘記的方式進行，這是一個極其煩瑣復雜的過程。為保證質量，從選目和確定底本到第一標點校勘者進行標點校刊，再到儒藏中心對初稿進行初審，合格者進入下一道工序……一共要有十余道工序，其繁雜性和難度只有親歷者才能體會。”儒藏中心常務副主任魏常海說。作為《儒藏》工程的組織參與者，魏常海既感到“親臨其盛”的興奮與榮譽，又感到“親臨其難”的壓力與不易。

如今，湯先生身體已經大不如前。“這與他多年來承受的壓力和責任有關。”魏常海說。即使這樣，他編纂《儒藏》的決心從未動搖。“若沒有先生融入其血液里的祖訓家風——‘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擔當精神，這一首席專家和中心主任的擔子落在誰的身上，都是難以承受的。”另外，組織工作也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環節。參加《儒藏》編纂的專家學者來自全國近30所高校和科研單位，湯先生“網羅”了全國大部分頂尖的古籍整理專家，達400余人，無論其規模還是其選書數量及質量要求，都堪比《四庫全書》。

湯先生心中橫著一桿秤，這桿秤一頭是400年來儒家先哲的思想結晶，一頭是中華文化的重新崛起，絲毫差錯都要不得。他說：“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過程，必須有中華文化的復興來配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編好，將儒家文化瑰寶系統全面地收藏，成為全世界最權威的范本，之后一百年內不會有人超越。”　兼容并蓄——引領民族文化復興之路

在湯一介和樂黛云的寓所，在他們合用的書房甚至過道里，線裝的中文書、精裝的西文書散漫卻又和諧地共處一室，中西文化相互碰撞、會通、融合。在湯先生看來，一種文化，既是縱向的、民族的，又是橫向的、時代的。任何文化的方位都應設定在民族與時代的交匯點上。當然，中國文化也不是特例。

“我并不主張過分提倡國學”，湯先生如是說。在喧囂的時代，他是個冷靜的介入者，面對泛濫成災的“國學熱”，他時刻保持警覺，他說：“在悄然興起的‘國學熱’中包含著某種走向意識形態化和國粹主義的可能性。”

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湯一介先生就提倡“國學”，但他提倡的是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國學”。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西方中心論”的消退，整個世界文化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這有益于文化的健康發展。他認為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國學”，否則有可能使中國文化再次游離于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之外，重新滑入狹隘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的陷阱。

湯一介中西融通的實踐，集中體現在中國文化書院上。1984年，中國文化書院成立，這在當時是國內第一家民間學術團體。初建時，得到馮友蘭、張岱年、朱伯崑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大家希望我來做院長，我的想法是如果建立這樣一個學術團體，一定要像蔡元培先生一樣，‘兼容并包’。所以我聯系的學者是各種各樣的，有梁漱溟、馮友蘭先生，也有李澤厚、龐樸，還有‘全盤反傳統’的，如包遵信等。我覺得學術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有自由的討論環境，才能真正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中國文化書院的創辦引領了當時的文化熱，揭開了中華傳統文化走向復興的序幕，掀起了一場中華文化的啟蒙。

2010年6月29日，北大儒學研究院成立，湯一介出任院長。“這是長期以來我想做的一件事。至今還沒有一個專門研究儒學的基地。儒學研究院首先是一個研究的平臺，把《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研究室、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等機構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課題、帶研究生、開設儒學課程。同時，它也是一個開放的平臺，可以加強與國內外儒學研究機構的學術交流。因此我們成立儒學研究院的目標和宗旨是：‘放眼世界文化潮流，傳承儒學思想精粹，闡釋儒學特殊理念，尋求儒學普遍價值，創構儒學新型體系。’”

在儒家思想與典籍研究方面，湯先生也有一套宏大計劃，要組織專家學者撰寫五部大書以體現對儒家思想的研究。這五部書是《中國儒學史》、《中國經學史》、《中國儒釋道三教關系史》、《中國解釋學史》及《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目前，九卷本《中國儒學史》已于2011年6月出版。這一研究計劃完成后，研究方面的成果將達到近3000萬字。再加上此前也是由湯先生主編并已出版的《神州文化集成》、《國學舉要》、《百年中國哲學經典》、《西方哲學東漸史》等大型叢書，總字數將達到5000萬字以上。

“湯先生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文化的復興和《儒藏》的編纂之中，先生將自己半個多世紀學術工作積累的功力和境界，化作深刻而開闊的學術眼光，提出了若干重大的科研課題，不僅為中國儒學搭建了一個研究的平臺，更為中國哲學未來十年的發展做出了整體規劃，可以說是總設計師。”在湯一介先生84歲生日聚會上，王博這樣評價說。